我告诉他们，家里人生病让他们自己打车去，你不要送，浪费时间。社会就这么残酷，你要尽家人的情义，甲方转头就把活给别人了。
“你永远想象不到10年后自己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人往往只能跟随时代，随遇而安。”
北京城东，36岁的张玉彬，坐在装修效果极具冲击力的写字楼里难掩疲惫。“现在钱多了，头发少了。这是我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觉得累。”
张玉彬的理想随时代变化。小时候想做军官，上世纪80年代初“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的楷模是牛顿。1984年考天文系没中而读了建筑系。“那时不知建筑能赚钱。现在看幸亏没去学天文。”
1996年，他放弃了做大建筑师的理想，离开设计院，开始做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为了赚钱。“我发现没有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你也不会有享受的东西。”
为了照顾家务，他的妻子放弃了外企的工作，这给了他更大的压力。“很多情况下为所爱的女人拼命做是一种动力。这个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每个人的压力都在增加。我是男人，我肩上是两个人的希望，或者叫欲望。”
开始极为痛苦。“我找设计项目，合伙人画图。3年，我晚上没有12点之前回过家，早上没有晚于8点出过门。”他对合伙人提出了严苛的要求。“我告诉他们，家里人生病让他们自己打车去，你不要送，浪费时间。社会就这么残酷，你要尽家人的情义，甲方转头就把活给别人了。”
2002年，公司终于进入了良性循环。在拥有了写字楼和别墅后，他悲哀地发现自己陷入了恶性循环，“我已经停不下来了。丢掉一个小活我都有犯罪感。”
这应该归因于贪婪还是责任感？“也许我有钱会给别人压力，但是人家也给我压力，比我有钱的人多了。而且，公司现在有50多个员工，你要让人家觉得跟着你干值，就要继续拼命去做。”
无法停止还源于内心的恐惧。“我已经适应了每天换一件白衬衫的日子，你能想象骑自行车或者挤公共汽车不能开车的痛苦吗？我不愿意那样。也不愿意跟我干的人那样。”
“家庭基本都抛弃了，我回到家几乎有一种负罪感，分享家庭生活的乐趣？我做不到。”
“当别人用羡慕的语气恭维我的时候，开始内心会有一丝得意吧。但是现在不了……因为你付出太多压力太大，把这丝得意也冲淡了。”
张玉彬害怕一辈子这样。“我的生活就像查里・卓别林在影片《摩登时代》中所描写的，被固定在蒸汽机旁以极其危险的速度没完没了地车螺母和螺栓。”他又给自己设计了新理想：45岁停止工作，开着越野车到沙漠里游荡，以及，偶尔做自己喜欢的设计。但是一说出来就遭到了周围人的反对。“他们说我可以干到60岁。”
●“就像穿上了红舞鞋”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小时候太苦了，成功路也走得太难了，所以一旦有了点什么就握得很紧。所以，幸福的童年很重要，会带给他宽容与平和。
“就像穿上红舞鞋一样。”45岁的褚斯鸣刚刚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他这样描述欲罢不能、无能为力的感觉。“或者用咱们样板戏里的一句话：皇军要当你的家。”
5月10日一早，褚斯鸣到股市低价割肉后，如约坐到北京东四附近一家店里，忙碌地吃比萨饼，飞快地说着话。
褚斯鸣曾用一种充满优越感的语气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人成功以后那么“舍不得”。“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小时候太苦了，成功路也走得太难了，所以一旦有了点什么就握得很紧。所以，幸福的童年很重要，会带给他宽容与平和。”
褚斯鸣有一些引为自豪的家世。比如：曾祖父曾是浙江光复会的领导人，做的是推翻帝制的事业，“蒋介石曾是他手下的敢死队队长”。祖父一代是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人，希望技术救国。父亲那一代带头去了延安参加革命。而他自己，也得益于总在时代潮流中，1986年中美联合漂流队漂长江，他是中方队长；1990年出国读书，回来后办公司、炒股票，42岁时还满怀热情地去了一家网站。
2001年5月18日，他开始兴味十足地做“圆领部落”：从国外买了各色精致图案，印在精良的T恤衫上。“圆领部落”扩展到全国30多家店的今天，他发现游戏变成了生存问题，他终于不能再有过去的宽容平和洒脱。
“每天早上醒来，噩梦一样，我得给员工发工资啊，要付房租啊，供应商要来讨债。一团黑云压在头顶。一辈子要逃避的东西，终于还是躲不过。”
“生活再不是那么轻松好玩了。不光是我变了。整个社会都变了。在这个社会里，说一个人是好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人们倾向于用物质来衡量。比如新闻媒体说李嘉诚是全球华人的榜样，在于他成了华人首富，而不是他做过多少有益的事情。数量上的东西有改变，但是生活质量却下降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所以还要玩这个游戏。”
褚斯鸣描述他周围的竞争环境。“那些店都像南方一样开着门，为了顾客量大，进出方便。一个店里有20多个员工，噼里啪啦地拍着巴掌说进来看看快来买呀。旁边那家也是一模一样的蓝的白的红的大背心，只不过这个叫班尼路那个叫真维斯，也拍巴掌快来买呀快来买呀。他们的T恤可以便宜到19元一件，一年四季都像摆大摊一样地卖衣服，竞争到白热化的程明摆着没有任何利润了，但是大家全陷到里面，品牌服装做成这样有必要吗？”
褚斯鸣现在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每天干个没完。“开始我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做做着就身不由己，我还不能甩手不干，那是流氓行为。你老人家不干了，员工怎么办？经销商么办？由于我面临严酷的竞争，我的员工的人力资本也要控制，他们被迫要工作很长时间，也可能挣到很多钱，生活的质量完全丧失，这是在拼什么东西呢？”
他的学者父亲曾翻译过一本书，关于涡轮资本主义。“就像涡轮发动机一样，每个人身其中都是身不由己。谁都在加速，你也在加速，没有人停下来问问，这是为什么呀。”
“我觉得这真不叫生活。想不干的时候，连退路都没有。我们被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狂竞争，这种竞争的残酷在于把跑得最快的人拉出来再比赛。就像奥运会比赛，最后只能有个冠军，其他人都是失败者。你必须爬到金字塔的顶端。”
更要命的是：去年，他结婚了。“人家就要做你一多半的主了。”
●“正因如此，才更觉得失落”
有时会在街上遇见当时一起插队的同学。这位给一家大的房地产公司做项目代理的同学总是抱一只毛发顺畅的小狗，春风得意的样子。朋友的关系自然越来越远了。
有些人因为在涡轮中飞转而痛苦，另一些人正经受处在涡轮边缘或者已经被甩出涡轮之外的失落感。他们大多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
标准中年男人的生活是这样的：承担工作上的重任，挑起赡养老人的职责，为子女的教育殚精竭虑，筹划自己的老之将至的生活。
40岁以上的人出生时家庭经济困难，上学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有受过按部就班的系统教育，或者有足够的教育时间却没有足够的教育质量。飞速的社会转型中，很多人没有足够的技能来应付以后的社会发展。
除了先天不足，失落感还来自“后喻时代”。一种社会学的理论说：人类正在从前喻社会向后喻社会转变。在前喻社会，宝贵的是经验，老人因而备受尊重；而在后喻社会，有价值的是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世界属于年轻人。
继续深造的热潮在中年人中已经持续了几年。参与最积极的是机关、高校和企业的中年人。
机关：干部年轻化，中年极限的规定将阻止提升。
高校：必须是重点大学硕士才有资格在这里任教，最受欢迎的是博士。
企业：这里需要更新换代最快的知识，比如金融证券。
北京，40岁的于先生曾和儿子一起学电脑。无数次经历电脑死机那固定不变的恐怖画面后，他终于能够很流利地处理文字，又义无返顾地要学会上网。“我一定要了解电脑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吃力，但是吃力也要这么做，这些不涉足就会被社会淘汰，很快就会下岗。”
北京铁路局的老李，已经面临就业问题。在路局机构调整中，他所在的部门被撤消。51岁的老李从部门领导的位置上被安置到了另一部门的闲职。他终于意识到：将来下岗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老李初中毕业后到外省插队。1976年回到北京，在铁路部门干了一辈子。他的爱人也在路局工作。调职后，他的薪水就没有爱人高了。“正因为这样，我才更失落。她真不埋怨我。可设身处地想想，男人还是应该挣钱比女人多。”
有时会在街上遇见当时一起插队的同学。这位给一家大的房地产公司做项目代理的同学总是抱一只毛发顺畅的小狗，春风得意的样子。朋友的关系自然越来越远了。
尽管老李口口声声说“不后悔”，但他的自责显而易见。“人家奋斗努力了比我强。我没有危机意识，安于现状，懒汉思想严重。单位花钱曾让我去考了一次铁道部管理学院。考了一次没考上，我就不考了。”老李只对一件事情承认后悔：“当初我有点权的时候，怎么没活动活动心眼，弄点……”
他两个手指一捻。
现在老李开始给儿子施加压力。21岁的儿子刚刚开始工作，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下一代可不能有知足常乐的思想。你将来要结婚，没有买房子买汽车的打算是不行的。”
他曾求人帮忙给儿子介绍对象，对方开玩笑的回了一句：有房没有？没房还想介绍对象？
●“我这样做对吗”
有时陈飞这样想象：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在最辉煌的一刻消失，做回自己。
“看电视，库尼科娃说，我是一个昂贵的消费品，一般男人消费不起。”25岁的陈飞，北京一家广告公司职员。“没错，这是真理。漂亮的女人总是和有钱的男人在一起。”
到一家客户的公司，陈飞曾试图和前台小姐搭话，对方开口：没见你开车来呀。“我淡然一笑就走了。”陈飞说，“一团火被一盆冰水浇灭了。”
陈飞说不清楚是不是这件事情导致了他后来的行为。在工作的同时，他开始为自己谈项目。“做原始积累，很土的一个词。”他说，“一切都是以物质为基础。作为一个好男人，应该让自己生活得优雅一点。”
还有频繁的约会，既然总是有人主动以身相许。“我在广告公司的位置有参与决定的权力：谁是拍广告的合适人选。我的目标是100个，现在达到了75。”
虽然声称自己讨厌“以金钱和利益为目的的交易”，陈飞却无法停止这种数字积累的游戏。“我只是想要内心不再孤单。尽管结束之后更加空虚与孤单。停止？失望之后还会有一次次希望。就像望梅止渴。”
有时陈飞这样想象：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在最辉煌的一刻消失，做回自己。
另一个想象是：在一个江南水乡小城，开一个咖啡馆，和一个安详的女孩子淡淡地相处。
他不知道哪个是自己更想要的，“我对看不到希望和没有把握的东西不抱任何期待。”他含糊地说。
30岁的岳峰有着另外一种茫然，这是他而立之年的重大选择：是不是和一个比自己有钱的女孩结婚。女人和比自己有钱的男人结婚似乎无可非议，相反却需要勇气。
岳峰大学毕业，在一家大家心照不宣地偷着懒的国有企业，做着一份不能提高自己、也不能挣大钱的工作。但这个工作有一点好处：“能让我开着单位的凌志壮壮门面。”
可惜关于车的较量只能强化他的“相对贫穷感”。“夏利没什么面子，一开出去老让人欺负。看到那些处处表现的家伙又挺气的，有人耀武扬威从车上下来，恨不得将奔驰的标插插脑袋上似的。最近一次是看到一个二线演员，开一丰田大吉普，特别美的样子，恨得我牙都痒痒，想着是不是先把他车胎扎了？”
岳峰向往的是健康生活：“踢踢球，听听交响乐，和一帮朋友胡说八道。还有个梦想：周游世界。”但他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实现他的向往，直到认识了一个有钱人家的独生女。
“好像有一个保障，离理想生活近了一步。”他说。
“我还真不是主动勾引人家，她先约我的……其实我也不是一点不爱她……我不图钱，就是为了将来不特别为她奔命……现在至少我没用他们的钱……”
断断续续讲述的时候，他不时停下来，问：你说我这样做对吗？
终于他停止为自己寻找各种理由，承认：要是他们将来不主动给女儿钱，我肯定会失望的。
“从小受的教育不应该这样做，也许这是一个错误选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也许有一天，我还会给你讲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南方周末》2002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