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威胁：孩子

下面，我要接手的案子还是件杀人案三个17岁的孩子杀人。说这话的时候，赖琪，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没有丝毫惩恶扬善的快感。旁边的喧天锣鼓几乎湮没了他的声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宣传如火如荼，类似的活动正在全国铺开。11月1日，这部法律正式生效。赖琪已经记不得自己审了多少少年犯。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一次次惋惜和一幕幕离别。他刚刚在为17岁的肖星痛惜，同班同学死在那孩子手下。两天后就要宣判。赖琪说。惨剧发生在七个月前的北京，春光明媚的中学校园。蒙古刀尖锐地刺了出去，拔刀而出，17岁的肖星已经完全失控。扎死你，我也不想活了！伴着他的呼喝，第二刀呼啸而至。拎着滴血的刀，肖星在楼道里迷乱地前行。我扎人了。推开一间办公室，他对一位陌生老师说。事实是，他杀人了。血泊中那位16岁男孩少年苏速，正在死去。起因很简单：孩子们在操场上踢球，苏速抱怨本队守门员网漏，肖星帮守门员说话，冲突中被苏速摔了个跟头。事后，回到教室，越想越觉得委屈，从书包里抽出刀冲了出去，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向我赔礼道歉。肖星沮丧地说。法官的宣判只用了几分钟，肖星将在狱中度过青春年华的7年。两个家庭还在无尽的悲哀中挣扎，不远之处，中央政法委等单位举办的预防青少年犯罪展上，更多的人为眼前所见而震惊：稚气面孔，血腥场面。杀人、强奸、盗窃、抢劫、毒品、爆炸，诸多罪恶因被未成年的孩子演绎而愈显其可怖。被害的特惨，犯罪的都在监狱里。一个10岁的北京男孩描述他的观感。专家说，青少年犯罪已被喻为环境污染、吸毒贩毒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特别不可思议，不值得，可他们就那么做了。越来越多的人亲身体会了来自孩子们的威胁。几天前的傍晚，会计师安先生步出商场，迎面五、六个男孩子晃了过来。老哥，给点钱吧！安先生当机立断，一拳挥了出去，跨上自行车，仓皇逃走。孩子！他摇摇头，表示不可思议：以前我们听到的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小偷小摸，现在十二、三岁杀人都不新鲜。数字显示：全国每年150多万件刑事案件中，70%是25岁以下青少年所为。青少年罪案的20%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所为。每7个罪犯中，就有1名少年犯。横向与国外相比，这个比率算不得最高。张美英说。她是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几个月前从德国归来。更糟糕的是纵向比较。以某少管所为例，1982年至1991年年均收押624人，1996年增至1277人，1997年超过2200人。比数量上升更可怕的是孩子们犯罪表现出的特征。犯罪学家们普遍认同这样的归纳：低龄趋势、突发性强、犯罪类型多样、暴力犯罪突出、团伙犯罪严重、智能犯罪增加。与70年代相比，90年代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提前了2、3岁，有的孩子7、8岁就开始了犯罪生涯。以往小孩子的犯罪类型多集中在顺手牵羊、打架斗殴、耍耍流氓。现在，他们更多去抢劫、伤害、吸毒、杀人和强奸，而且越来越懂得偷窃时换上大人鞋、抢劫时用袜子蒙住脸，杀完人把尸体藏起来。财产型犯罪居首位，这与世界趋势相同。张美英说，但她特别提到中国孩子的贪婪：入室盗窃基本上是洗劫一空。贪婪威胁财产，残忍却威胁生命。当某美国律师为一个11岁的小杀人犯辩护，理直气壮地说他没有杀人动机时，中国犯罪学家们瞠目结舌地发现：没有明确动机已成为中国孩子犯罪的一大特色。6个十一、二岁的小伙伴杀死一位收破烂的外地人，因为好玩儿。9个孩子深夜截住一位男青年，在他身上烫烟花，因为他长得帅，想修理修理他。使用暴力的女孩也在增加，以前人们只是习惯于把她们跟性犯罪联系在一起。我们干吧，一起干吧！北京房山区三个女孩子商量，然后挥舞着片儿刀，你堵楼梯，我守门口，劫钱。12岁的女孩赵，把6岁的小女娃抱到村头水沟里溺死，然后从孩子兜里翻出一元钱去买方便面。令人担忧的还有这个事实：几乎一半的团伙犯罪成员年龄在18岁以下。有报告说有犯罪团伙的平均年龄只有10岁。以前所谓小孩子的团伙，无非偶然聚在一起，心血来潮干点坏事。现在是集团化，这意味着组织稳定，分工明确。珠海一个以在校生为主的团伙制定了这样的会规：第一条，谁发展了马仔20人以上就给谁配寻呼机。第二条，谁给派出所抓了，就用会费担保，谁打架受伤了就用会费治疗。第三条，租房做落脚点。第四条，购买刀具......更让警方头疼的是：这个团伙竟然有澳门黑社会背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聊胜于无？每一个敏感的人都不难意识到热闹的法制宣传背后的冷峻现实。然而，此时推出的这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究竟有多少作用？暴力主要是学习的结果，假如日常生活中人们整天目睹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暴力，他就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接受并使用它。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说，中国少年刑事犯罪的增多，家庭、学校、社会难辞其咎。这正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初衷：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加强防范未成年人犯罪的三道防线：家庭防线、学校防线和社会防线。法律界普遍的看法是：犯罪是社会现象，不可能消灭，但减少犯罪、控制其频率、趋势还是可能的。张美英以肖星的案子为例：任何犯罪都会有征兆的。如果肖星的家长或者老师早一点意识到他爱冲动的性格，如果把他本用来防身的刀换成喷雾，如果苏速有一点自我保护的知识，面对持刀的肖星时不主动出拳，悲剧都不会发生。遗憾的是，不止一位法律界人士对这部法律的可操作性表示怀疑。专家们指出：虽然强调齐抓共管，但如没有将各部门的权利义务具体化，那么必然出现的情形就是：齐抓共管，谁都管，谁都管不好。法条中满布’应当’、’不得’之类词汇，却少具体、明确的罚则。只有明确法律责任，并充分量化，法律才会有可操作性。比如，如果某个部门失职，谁来惩罚？各个部门如何协调？规定不许卖烟酒给孩子，如果卖了，谁来管？怎么管？中小学附近不允许开办营业性歌舞厅，附近是指多少米以内？如果要取缔，是由公安机关主动取缔还是要学校提出申请？法官赖琪提出一系列疑问后不无无奈地说：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吧。1991年侧重保护儿童权益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出台前，中国是世界上三个没有少年法律的国家之一。今天，有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少年保护的法律仍是数量既少，质量又有待提高。罗大华的提醒是：成年人也罢、未成年人也罢，犯罪现象同样是社会状况的晴雨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其内部的犯罪都与该国和社会各级统治集团的行为导向有关。统治阶级越清廉，犯罪率就越低；腐败现象使社会的凝聚力或说整合程度下降，恶化社会心理环境，失衡心理滋长蔓延，越轨行为增多。要想有效控制犯罪，必须严惩腐败。随着社会发展，我认为我们的未成年人犯罪在短时间内不会减少，成人化的高智能犯罪，有组织犯罪的数量还会增加。张美英做了这样一个预测。